此外，对这些特殊情况，除了采取由权力机关决定代行的方式外，也可以考虑采取自然代行的方式，即由宪法或法律明确规定在上述情况发生后、主席不宜或不能委托时，副主席可自然代行主席的职权。

顾苏：《朱德缘何未担任共和国主席》，载《百姓生活》2010年第10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邓小平也曾作过说明：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如第一届国家主席、副主席当选时的年龄为主席毛泽东62岁，副主席朱德69岁，副主席的年龄高于主席的年龄。然而，如果出现主席不能委托（如突发性昏迷或成为植物人），副主席也不能代行其职权吗？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那么何为缺位？缺位是否就是指死亡？[27]由谁来判断出现缺位？如失踪是不是缺位？失踪多久算缺位？确认出现缺位后由谁来宣布国家副主席继任国家主席的职位？这些问题54年宪法没有规定，82年宪法也没有规定。百度百科，2012年10月5日访问。

……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  马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教授。实施城市管理，肯定要达到某个目标。

⑥换言之，可将我国《行政强制法》的性质理解为行政强制行为约束法、控制法、防范法。就队伍的身份保障来说，城管部门是众多行政执法队伍当中人数最多的部门之一，但公务员身份却得不到保障，机构的性质被人为地弄得很模糊，而且城管部门的领导职数很有限，整个队伍比较年轻，所以提拔晋升机会明显少于其他部门。这些城市领导提出的管理目标与老百姓的生存目标差得很远，被称为严重脱离地气。通过帕累托改进来推动城管改革是有可能的，即推出某个改革创新举措，如果没有一位成员的利益受损、生活质量下降，但至少有一部分成员由此获益、生活质量提升，就可以尝试推动此项改革创新举措。

(4)承办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国务院部门规章的备案审查工作，根据审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如果选择较优的体制改革方案，从我国现实情况和长远发展考量，与城市管理和公共治理的指导协调职能相近相应、可以增加挂牌的四个可选部委的有关司局及其现有主要职能的顺序介绍如下。

但是，以城管执法为主的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已探索了十六年。非强制手段没有穷尽之前，不得采取强制手段。例如，江苏省南京市2013年3月1日开始施行一部地方性法规《城市治理条例》，在全国首次把城市管理的提法转变为城市治理的提法，通过多种体制、机制和方法创新，成立了由官民合作组成的议事咨询职能兼具部分决策协调职能的机构——城市治理委员会(已成立并开始运转的市一级委员会由38个公务委员和45个公众委员组成)，把复杂疑难的城市管理难题由政府官员和市民代表共同商讨作出改善决定加以解决，以期实现政民合作、共同治理。这个目标有时候是城管部门自己定的，很多时候是老百姓定的，更多时候是地方领导定的。

我国已有一些管理专门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例如国家民委、港澳办、台办，它们分类管理某项、某个地方事务，使得有关地方事务基本能够推进。这时人们才想到必须注重城市管理，兼顾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这是由没有以人为本、没有关注民生、只求异化政绩的方向性错误所导致的。(2)指导地方司法行政法制工作。

可见，当两个目标相差甚远时，让夹在中间的城管部门和第一线执法人员非常难堪和痛苦，即便执法人员都有极高的法律素质和执法能力，也无法完成任务。例如香港的廉政成效举世公认，在透明国际列出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位，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

由于笔者是全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城管专业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对此类探索一直给予关注并提供理论指导[2]。(5)制订全国司法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工作及司法行政系统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培训计划，组织编写培训教材，开展示范培训并指导监督各地组织实施。

还有一个主要由中小城市的城管执法机关发起的城管论坛，也每年开会，专题研讨。之前，这些街头执法的行政处罚权给了原先的七个大盖帽。其二，完善违法案件移送制度。很多城市都在更新观念、创新制度，推进管理创新，提升管理生产力。要树立大城管理念和共同治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柔性执法理念，形成城管部门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更大合力，创建一条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政民合作、民主行政的城市管理法治化路径。  结语：人民城市人民管是城管改革的基本路向 要从根本上解决城管综合执法的深层次矛盾，必须更新观念、改革体制、改善机制、改进方法，但真要做起来也非常不容易。

由于一直没有中央部委分管、中央行政管理与地方行政管理脱节(还包括省与市脱节)，城管执法工作的统一、规范、协调遇到特别多、非常大的困难，因此十多年来只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自我救赎、相互取经、相互安慰、相互怜悯：全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专门成立了城管专业委员会，一年举行一次高峰论坛，主要是北京、天津、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城管部门为主，分别做东，每年开会。原来是七个大盖帽在街头执法。

(三)为什么说城管执法还有后天失调的问题 城管执法的后天调理、调整、培养也不太理想。(5)建立并管理建设稽查监督举报系统，受理举报投诉。

那时的普遍做法是，专门成立一个新机构集中行使街头执法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这就是城管局(有的地方叫城管执法局或者城管综合执法局)，从而形成一个大盖帽实施街头执法的局面。《街贩法案》开启了为城市穷人谋福祉的先河。

(7)完成部党组、部领导交办的涉及基层的其他工作。就这样，城管部门的任务由少到多、越来越重，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尽管那些部门起初并不情愿放手，但后来他们发现，把街头执法权交出去特别好，因为街头执法对象一般都是弱势群体，同弱势群体打交道难度很大，按有些部门执法人员的话说就是收不了几个钱，还容易发生矛盾。比如说强制执行权，原先七个大盖帽的时候，很多大盖帽也没有这个强制执行权，到了关键时刻也是要交给拥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去执行，或者请求该行政机关来配合(例如请公安机关来配合)。

一个城市新成立一支执法队伍，城管执法人员几百人、上千人，又没有老底子，如果领导机关没有给予特殊的重视和照顾，它不可能有中等程度的福利待遇水平。笔者对此持肯定意见，认为应当有中央层次的专项立法，而且应当与地方立法共同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法律规范体系，包括城市管理、共同治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内设农村社区建设(综合)处、农村基层民主处、城市工作处。在当下的执法环境下，有此过激情绪就易转化为暴力[1]。

这主要表现为城市管理目标与民众生存目标之间有太大的差距。那时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三乱现象，即乱处罚、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

  一、城管综合执法若干突出矛盾问题的成因 (一)我国设立城管部门当初出于何种考虑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开始重视城市建设，把重心放在城市建设上，叫作人民的城市人民建。——司法部法制司 现有职能是：(1)组织起草司法行政法律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而当这一部分街头执法权交给城管部门后，城管部门依然没有这个强制执行权。如果城管执法队员对于现代行政执法缺乏正确认识，那么风险会成倍增加。

比如张三是某个小区的住户，他的经济条件好，希望环境清静，楼下没有摊贩、垃圾、噪音、油烟味来影响他的生活，但他也愿意购物便利、请客方便、价廉物美、商业网点多，所以往往希望把流动摊点设置在别人家的楼下，但又不要离自家太远，让自己既不受流动摊点的干扰又能享受商业便利，这就叫邻避心理现象。在一些地方，没有成立新的机构，而是经过授权之后，某些大盖帽可以行使别的大盖帽的执法权。

  摘要:  城管部门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形成的，有其存在的理据和历史贡献，也有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问题。再次是城管工作条件没有足够的保障。

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强制法》第六条规定：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2)指导城市供水、节水、燃气、热力、市政设施、园林、市容环境治理、城建监察等工作。